周光复认为，户籍管理本应只是一种登记了解情况的形式，但在我国户口却成为掌握人们命运的证件，影响了人才的流动和经济建设的发展。广州市在这方面表现出了较大的改革力度。但是，户籍制度改革必须把握好户籍放开的“度”。这个度，就是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承受能力和发展能力。放开，可以带来活力，但超过限度，就会产生负面影响，甚至冲击一个城市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。
郑梓桢也认为，广州户籍新政策体现出尊重人、重视社会公平的政策取向。“自由迁徙”是人类流动的理想境界和追求，要达到这种境界，有待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大幅度增强。在此之前，对户籍制度改革要求一步到位是不现实的。
蔡禾指出，要从权利与贡献对等这一原则出发，把实现公民的发展与纳税人资格联系起来，即一个人及其子女能否获得像义务教育这样的发展权利，不在于他有没有当地户籍，而在于他有没有向当地政府纳税。这样做不仅扩大了当地政府实现公民发展权利的资源供给能力，而且有助于形成与市场经济下国家管理原则相对应的纳税人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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